帶來新認知 形成新學問

　　圖為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部分出土文物及遺址發掘現場照片。國家文物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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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重要考古發現眾多，競爭激烈。今年，公眾和考古領隊、評委們第一次“在雲端”同步見証了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誕生。

　　陝西省南鄭疥疙洞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河南淮陽平糧台城址……每一項考古新發現都深化了我們對於一個學術領域的認識，也提出了一個新的線索和需要持續關注的研究方向，實証文明發展歷程。

　　5月1日至5日，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首次以網絡會議和全網直播的形式舉行。幾天的直播裡，公眾和考古領隊們、評委們第一次“在雲端”同步見証了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誕生。

　　2019年國家文物局批復的考古發掘項目共計1096項，年度考古發掘項目首次超過1000項。最終，陝西省南鄭疥疙洞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台、河南淮陽平糧台城址、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遺址、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廣東“南海Ⅰ號”南宋沉船水下考古發掘項目脫穎而出。

　　加強以往研究的薄弱環節，帶來顛覆性認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學部委員陳星燦評委用“國際性、顛覆性的”點評了他所關注的考古項目。他認為，陝西省南鄭疥疙洞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的發現是國際性的，洞穴遺址在中國數以百計，但保留了如此豐富與如此清晰地層的遺址仍屬罕見。距今10萬年至1.5萬年間的基本連續的豐富文化遺存，尤其是在重要階段發現的具有典型早期現代人特征的人類化石，為研究秦嶺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體質特征、現代人在中國境內的擴散、東亞現代人起源提供了難得機遇。

　　以黑龍江饒河縣小南山遺址為代表的小南山文化，填補了烏蘇裡江及黑龍江下游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改變了該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的薄弱環節。據介紹，這個遺址有兩個最大的發現，一是考古發現它的陶器生產可以早到1.4萬年前，基本和俄羅斯、日本列島的陶器生產處於同一時期，二是它的早期墓葬遺存中的9000年前的玉器，可能是我國境內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玉器之一，它的玉玦應該是興隆窪玉文化的源頭，為東亞玉文化的起源、傳播提供了顛覆性認知。

　　陝西石峁一直被認為是“石破天驚”的發現。“皇城台是石峁古城的核心區域，僅僅是大台基北部很有限的一部分考古，就出土了玉器、陶鷹、口簧等4萬件遺物，新發現的70處石雕，包括20多個依然鑲嵌在現有建筑護牆上的石雕圖案，其主題與藝術風格與后來的二裡頭文化綠鬆石‘龍’‘虎’、商周青銅器的表現形式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顯示了它與中原文化交流的復雜性。”陳星燦說。

　　填補過去考古的空白，提供豐富的資料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社科院學部委員王巍評委認為河南淮陽平糧台遺址的入選實至名歸。它是中國最早確認的史前城址之一，近年來的系統發掘，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中軸線”布局特征、完備的城市排水系統、最早的“雙輪車”車轍，同時還出土了一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重要遺物，包括玉器、相當數量的磨光黑陶杯和完整黃牛祭祀現象。“黃牛是從西亞傳入中原的，平糧台提示的完整黃牛祭祀現象，說明它很快就融入了中原的祭祀文化系統。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在二裡頭遺址發現了最早的車轍，而平糧台的車轍又將這個時間提前了幾百年。平糧台處於淮河流域，連接黃河與長江兩大流域，這一區域以前的工作不多，因而尤為珍貴。”王巍說。

　　青銅對於夏商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被持續關注的原因。這是學界首次在鄰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帶發掘專業冶銅遺址，填補了冶金考古的空白，為深入探索夏商王朝控制、開發、利用銅這種戰略資源提供了豐富的考古資料。

　　很多人可能對於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比較陌生，但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多家單位已經開展了多年的“河西走廊早期玉礦遺址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畢竟和田玉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進入內地、內地龐大的玉器生產所倚仗的玉料來源一直是大家關心的話題。王巍說：“這一區域富藏玉礦的情況在《尚書》《管子》《山海經》等文獻中已有記述。考古人踏破鐵鞋尋覓的馬鬃山徑保爾草場、寒窯子草場和旱峽玉礦遺址，是目前國內可以確定的年代最早的透閃石玉採礦遺址，旱峽玉礦遺址的發現更是大大提前了河西走廊地區玉料進入中原地區的年代。這對揭示早期社會先民的社會組織形態、生產力發展水平、稀有資源的利用與社會復雜化進程等都有重要價值。”

　　提出新的線索和需要持續關注的方向

　　繼曾侯乙墓之后，以葉家山、文峰塔等貴族墓葬的發掘為中心的曾國考古，不斷以考古發現構建起曾國這一周代諸侯國的世系。信立祥評委表示，湖北隨州棗樹林貴族墓地出土了2000余件青銅器，其中青銅禮樂器近600件，銘文近6000字，彌補了曾國春秋中期材料的空白，而春秋中期也是整個東周考古中資料最缺乏的一環。

　　新疆奇台石城子遺址是目前在新疆考古發現的唯一一個年代明確的典型漢代城址。城址依山形水勢而建，北、西面筑牆，東、南以深澗為屏障，易守難攻，為漢朝修筑使用的軍事性質城址。城址所出的瓦當等建筑物與墓葬出土的文物年代相當。“石城子遺址當是史書所記的疏勒城，相關考古發現與甘肅漢簡所出有關戊己校尉資料相結合，可進一步研究兩漢對西域的有效管轄。”信立祥說。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是首次在青藏高原發現，盛唐時期的吐蕃同樣在自己的墓室繪制了當時唐朝最流行的壁畫墓，顯示了它對當時文化的認同，武士牽馬迎賓、宴飲舞樂等壁畫內容同樣見於內地，“發現的珍珠冕旒龍鳳獅紋鎏金王冠既有自己的獨特性，也體現了漢藏文化的一體性，豐富了我們對於800年前吐蕃王室的認識。”社科院學部委員、考古學家劉慶柱評委說。

　　廣東“南海Ⅰ號”南宋沉船的清理研究自2013年啟動，2019年終於完成。清理出的遺物數量高達17萬余件（套），包括16萬件（套）瓷器、金銀器、銅器、竹木漆器等。清理出的船體屬於我國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類型，是重要的宋代船體標本。劉慶柱說，這艘船所代表的水下考古放到世界水下考古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從打撈沉船開始，就採用了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法，考古與展示同時進行。“我們把這艘沉船當做一個聚落單元來做，想知道船上都裝了什麼東西，去哪裡，船員是如何生活的，通過它可以了解宋代高度發展的陶瓷手工業和繁榮的海洋貿易。這種考古方法值得推廣。”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表示，2019年度重要考古發現眾多，競爭激烈，專家們對重要考古發現的學術意義取得比較統一的認識，入圍項目的選票結果相對集中。每一項考古新發現都深化了我們對於一個學術領域的認識，也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線索和需要持續關注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