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緩與急

　　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發現和豐富，在不遠的將來，我們終將逐漸貼近歷史真實，逐漸還原當時的社會狀況

　　河南大學“夏文化暑期研討班”已舉辦到第三屆，今年更是採取了線上授課與線下考察調研相結合的模式。“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重大項目也正式啟動。在我國，關於夏文化的探討，一直是歷史和考古研究中為國內外所關注的重要學術課題。如果從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和袁復禮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調查和考古發掘算起，距今已有90多年的歷史，但關於夏文化的田野考古和理論建構遠未完成。

　　1959年，古史學家徐旭生依據文獻線索在河南尋找“夏墟”時，發現了位於洛陽偃師的二裡頭遺址，由此開啟了考古學界對二裡頭遺址的發掘和研究。20世紀末是夏文化探討的重要時期，偃師商城和二裡頭遺址的發掘，推動了問題的深入探討，參與討論的學者之多，前所未有。尤其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均在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二裡頭的工作站經歷了四代人的傳承，在這裡發現了中國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最早的綠鬆石器作坊、最早的雙輪車轍……迄今的發掘和研究足以表明，二裡頭遺址是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是研究中國早期國家形態、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遺址。

　　由於考古學的局限以及文字材料的缺失，對於夏文化的探索之路依然漫長。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說，關於什麼是夏文化的問題，其實我們可以重溫一下考古學家夏鼐的觀點。上世紀50年代末，當夏文化問題探索剛著手的時候，夏鼐就曾指出，應該審慎地對待“古史傳說”資料，其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傳的真正傳說，又有先秦諸子編造的歷史哲學。1977年有關單位發掘登封王城崗遺址以后，一些人認為王城崗遺址可能是“禹都陽城”，夏文化問題已經解決。夏鼐明確指出，“夏文化”應是夏王朝時期的夏民族文化，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分辨不同的時期、地區和族系。上世紀80年代，隨著有關考古資料的日益豐富，夏鼐提出從考古學上探討中國文明起源——這一中國史前考古學和世界文化史上至關重要的課題。考古已經証明殷墟文化是高度發達的文明，更重要的是從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二裡岡文化和更古老的二裡頭文化，三者互相聯系、一脈相承。

　　而對於怎麼研究夏文化的問題，考古學家李伯謙的四個原則值得提倡。第一，作為探索夏文化對象的考古學文化的年代，要與根據文獻推定的夏朝存在的年代基本相當﹔第二，作為探索夏文化對象的考古學文化的分布范圍，要和根據文獻推定的夏時期、夏族活動的地域基本一致﹔第三，作為探索夏文化對象的考古學文化，要有與同時期周鄰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且要和文獻記載的夏人的某些風俗習慣能夠聯系起來﹔第四，作為探索夏文化對象的考古學文化，與同時期周鄰其他考古學文化的關系，要和文獻記載的夏族和其他族有一致之處。

　　目前夏文化探索存在的問題，一是夏文化研究的隊伍需要加強，夏文化的研究成果是幾代人不懈努力的結果，必然仍需要幾代人的繼續堅持。二是更加注重田野工作，長期持續的探索，才可能有新收獲和重大發現。三是方法要得當，繼續深化聚落考古研究，既要注重中心遺址，也要關注不同層級的遺址間的關系。既要深化河南地區夏文化的研究，也要加強與周鄰地區的合作，厘清夏文化頭與尾的關系。

　　很多人覺得既然關於夏文化既沒有多少文獻記載，也沒有出土自証的文字資料，考古似乎短期內也改變不了什麼，但從長遠來看，可能性不能隨意排除。比如兩周，歷史文獻記載雖然已經足夠多，但如果按照必須有當時自証身份的文字材料出土，才可對出土文物進行定性與探討，那很多考古同樣也無法開展。文獻記載周初分封了很多諸侯國，在各諸侯國沒有文字材料出土之前，大家選擇相信這些諸侯國的存在，並根據有關文獻記載進行了積極的考古，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有多個文獻記載或者文獻未載的諸侯國都被陸續確定下來，也証明了考古的結論基本與文獻記載相吻合。

　　有時，考古信息第一時間便能傳遍世界，很快被各種文章和書籍作為最新資料使用。但更多的時候，某一項考古的收獲，如果要形成觀點甚至變成共識，乃至最后寫入歷史教科書中，則需要非常漫長的過程。對考古工作者而言，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撿拾的陶片將拼接起怎樣宏偉的過去，也不知道下一次發現釋讀的是哪一段歷史。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發現和豐富，在不遠的將來，我們終將逐漸貼近歷史真實，逐漸還原當時的社會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