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修文物到修房子："我"在故宮六百年

600年歷史的紫禁城，仿佛有打開時空隧道的神秘力量。

紫禁城養心殿外牆的牆皮掉了，修繕前需要先把破損的牆皮鏟干淨，這就露出了裡面的磚。人們發現，其中一塊磚上有銘文，清晰地記錄了這是一塊嘉靖十四年（1535）、來自山東臨清的磚，燒磚的工匠名叫陸奎。

故宮博物院古建部正在修玄穹寶殿，修完玄穹門上的木梁，管理組組長齊飛在木梁上標記，這一天是2020年10月15日。下一次再修，又該是百年后，后人會看到這個小小的標記，可能還會想象，當年寫下這行字的是哪位前輩同行。

2020年12月31日，紫禁城600歲的最后一天，3集紀錄片《我在故宮六百年》開播。600年是一個時間概念，“我”如何能在故宮600年？本片導演之一梁君健解釋，有三層含義：一是600年的古建筑，二是一代一代保養、修繕、研究古建的人，三是古建所承載的600年的歷史和文化。

這麼說可能還是有點抽象，於是，梁君健和他的小伙伴們，把鏡頭對准了各色各樣的人，宮裡的，宮外的，甚至北京城外的，他們與紫禁城在2020年發生了什麼。

2020年春天，故宮博物院古建部接到了一項不是修房子的任務——他們要為紫禁城建成600年策劃籌備一個名為“丹宸永固”的展覽。紀錄片第一集就記錄了策展過程中的經歷。

1988年生的吳偉，總是調侃自己是在“挖土”，他的考古發掘揭示了紫禁城地下的秘密﹔專攻彩畫繪制的王光賓，正在復制一幅具有江南氣息的建筑彩畫，來呈現清代晚期紫禁城的新變化﹔修過角樓，是一個木匠可以回味一輩子的榮耀，謝安平順著一張重要的照片，揭開了三代匠人修繕角樓的故事……

以上，都是很“專業”的故事，紀錄片還想把時間留給一些別的意味。

在“丹宸永固”展覽的開幕式上，古建部的退休老專家王仲杰，是現場嘉賓中年齡最大的一位。平日不怎麼出門的他，被攙扶著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宮，還遇到了老同事。他和同事聊天，但現場眾聲嘈雜，倆人耳朵也不靈，於是在不斷重復的對話中，他才搞清楚對方比自己小4歲。王仲杰感慨：“這4歲啊，在人中年時候不顯，到這個歲數，4歲就有點差別了。”

兩位老人閑聊的一個30多秒鐘的長鏡頭，被完整保留在了第一集的結尾。他們來給故宮過生日，他們也討論著自己的年齡﹔他們在回顧歷史，也在回顧人生。這大概就是《我在故宮六百年》，“我在”的一個注解。

從2015年起，故宮博物院開啟了對養心殿百余年來的首次大修，到紫禁城建成600年時，這座著名的宮殿已經與世隔絕了5個年頭。第二集講述的就是養心殿的秘密。

養心殿正殿的屋頂上，一根扶脊木腐爛，需要整根替換，而替換的木頭將從河北運來。紀錄片團隊得知后，決定把木頭如何運進紫禁城的過程拍下來。沒想到，這成了全片最“坎坷”的拍攝經歷之一。

梁君健回憶，運木材的貨車隻有晚上11點之后才能進北京二環路，也就是“夜黑風高”才能進宮﹔而木材什麼時候加工好、哪天運，也都是未知數，所以隻能等著，隨時待命。那是一個周五，下午3點，梁君健突然接到電話，說今晚要運，司機准備五六點出發，“我嚇了一跳，一查路線，兩個小時還是有希望趕到河北起運點的。我們4點湊齊了人和設備，趕緊出發”。

出發不久，遇上北京周五晚高峰，梁君健和執行導演、攝像，陷入了高速堵車的滾滾洪流﹔到晚上6點，在距離目的地還有半個小時車程的地方，前方發生車禍，徹底走不動了。這時，執行導演付曼菲很機智，一查打車軟件，發現高速下面是個村庄，能叫到車。她和攝像扛著設備就翻下了高速，順利打到一輛車，奔赴木材市場，留下梁君健在高速上看車。幸好，他們最終趕上了，那天拍完回家，已是凌晨兩點。

這段奇遇，在第二集呈現。不出意外，這根木頭將在養心殿的屋頂用上數百年﹔而因為這段記錄，后人將知道，與這根木頭有關的人，除了修繕者，還有貨車司機，還有這些身手矯捷的紀錄片工作者們。與故宮發生著關系的，並不隻有宮裡人。

如果說辦展覽、修養心殿，都只是紫禁城一個時間段的項目，那麼，第三集講述的“歲修保養”，就是600年來不曾間斷的日常。在這座城裡，不論是磚、瓦、木、石，出現任何狀況，都有人會及時修理更換。一代代匠作學徒，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熟練技藝。

《我在故宮六百年》攝像張華，也曾擔任《我在故宮修文物》攝像，對比拍修文物和修房子，后者有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張華說：“老雷（雷建軍，《我在故宮修文物》制片人、《我在故宮六百年》總策劃）講過，‘寧可不拍，也不能給文物帶來任何可能造成損害的風險’——故宮所有古建都是不可移動文物。”

“紀實攝影更多關於人，人和文物之間是有情緒和情感上的互動的。一下雪，游客趕著進宮拍照，但修繕者就擔心工程剛結束，天氣變化會不會對建筑有影響。“這些故宮的老師，干活兒時眼睛裡有光。”張華拍木工組，發現老師們一邊干著活，一邊聊著天逗著嘴﹔而在另一邊彩畫組的人，就凝神靜氣，一聲不吭，“同一個空間內，有著兩種神奇的氣場，但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在故宮拍攝，會有很多受限條件，比如，要遵循故宮的時間表，無法使用無人機等航拍設備。拍攝場地分散在故宮的不同方向，在腳手架爬上爬下、繞著房子跑，都是常態，張華每天手機上的步數沒下過兩萬步。為了拍出建筑與周邊環境的關系，他不得不爬得比屋頂還高，“腳手架上就搭一塊三四十厘米寬的安全板，隻能站一個人”。

雖然辛苦，但驚喜隨時有可能發生。“這是我第一次拍到晚上的故宮在干什麼：運輸建筑垃圾的大車隻有晚上才能進宮，深夜的故宮熱火朝天！”張華說。

《我在故宮六百年》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與故宮博物院聯合攝制，內容制作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影視劇紀錄片中心創作團隊和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合作完成。在這個團隊中，80后的梁君健和70后的張華算是年紀最大的，其他幾乎都是90后。《我在故宮六百年》制片人徐歡來自總台，和故宮很有淵源，從2003年開始，曾擔任12集人文紀錄片《故宮》總導演、100集歷史紀錄片《故宮100》總導演、《我在故宮修文物》監制……

5月開機，不久北京又遇新冠肺炎疫情，再次開機就到了7月下旬，直到片子播出前，12月還在補拍鏡頭。故宮不是一天修好的，能在幾個月時間內完成一部講好故宮故事的紀錄片，背后是團隊十幾年的沉澱。

古建修繕是一門非常專業的學問，有一次，梁君健在古建部的書架上發現了幾本書，從磨損程度判斷應該是經常被翻閱的。於是，回來后他也買了兩本書，成為他之后為紀錄片撰稿時查閱的工具書——關於木工，他查《中國古建筑木作營造技術》﹔關於磚瓦，他查《中國古建筑瓦石營法》。而遇到與皇帝有關的歷史，他就去查清華大學圖書館的電子版《明實錄》《清實錄》。

2020年12月31日，《我在故宮六百年》開播，與它同檔期的是各大衛視和視頻平台的跨年晚會。有人問這個紀錄片團隊，要不要提前播，修房子這件事，即便修的是故宮的房子，似乎也及不上跨年晚會的熱度。但他們都覺得，沒關系，慢慢來，紫禁城都600年了，紀錄片大家也可以慢慢看，慢慢想。

我們看完紀錄片，紫禁城進入了下一個600年。（記者 蔣肖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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